将军后代再相聚为父辈理想而“战”   发布时间:2015-05-12 17:22:50

将军后代再相聚为父辈理想而“战”

将军后代再相聚为父辈理想而“战”

陈人康抱着父亲陈士榘的照片。1937年,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的陈士榘参与平型关战役。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

将军后代再相聚为父辈理想而“战”

杨秋华展示父亲杨得志的照片。1937年,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的杨得志参与平型关战役。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

将军后代再相聚为父辈理想而“战”

陈士榘及其家人。

将军后代再相聚为父辈理想而“战”

杨秋华

将军后代再相聚为父辈理想而“战”

父亲杨得志。

人物小传

陈人康(63岁)

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、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。曾在解放军第二炮兵任职,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。

杨秋华(65岁)

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、开国上将杨得志之女。曾于解放军总参管理局招待处工作。

退休后,有着军人情结的陈人康还是习惯穿一身军绿色衣服。

他总说生不逢时。

“当了个和平年代的兵,无法像父辈那样抗击外侮,叱咤疆场。”

他的父亲陈士榘,28岁时参与平型关战役。1955年,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当年,决策、指挥和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各级指挥员,有278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,其中元帅3位、大将1位、上将11位、中将36位、少将227位。

与声名显赫的父辈们不同,大多“将军后代”的经历如陈人康一样:读书、当兵、转业,在人生大多数时间中,默默无闻,少有关注。

“虽然父辈间是同生共死的战友,但子女后来却很少来往。”陈人康说,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。

许多年后,那些来往甚少、年约花甲的“将军后代”们慢慢聚在了一起,通过讲课等不同形式,频频“发声”。

陈人康说:“当发现今日社会正将父辈们的传统丢弃,正与他们的理想脱节。你就会明白,他们留给我们的,绝不仅有一个称谓。”

每次见父亲被要求敬军礼

1968年,16岁的陈人康成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工程兵战士,父亲陈士榘正是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。他并未因此受到特殊照顾,反而被要求做最艰苦的工作。

“干的是建筑工人的活,每天在工地上用耙子搅拌砂浆,挑水泥。”陈人康也没什么抱怨,“那个时代就是这样,大多数将军的子女都有相似经历。”

他认为,这也来自老一辈革命家的意志,“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,但并不认为胜利的果实应由自己的子女享受。”

对于父亲,在陈人康看来更像是上级。从军后,他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,然后才叫爸爸。陈士榘对子女说:“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,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。”

1984年,陈人康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工作。二十多年后,以普通干部退休。

陈人康说,上世纪60年代,他就读于北京十一学校,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,全班40多位学生,大多是将军后代。如今,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者,不到五分之一。

随访问团赴日拍中日友好纪录片

2012年,陈人康第一次去日本。

年轻时,他在抗日电影里看到日本国旗,会恨得咬牙切齿。

他关于抗战的记忆不仅来自父亲的讲述以及史料,更有“亲身”感受到的。1938年的午城井沟战斗中,陈士榘被日军炮弹炸伤,震裂的左耳膜使他落下终身听力残疾。

陈人康称,家中原有很多父亲在战争中的遗留物品,包括缴获的战刀,使用过的4把手枪等,但这些物品已先后捐赠给博物馆、纪念馆。

时代的变革让他在花甲之年迎来一个使命。

2012年5月末,陈人康随《暖流》访问团前往日本,为中日建交40周年拍摄一部反映战后中日友好交往的大型纪录片。

访问团团长为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,50名团员几乎都是抗日将领的子女。

“没有人能比我们的父辈更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。寄希望于通过那段不幸的历史让两国人民明白和平的意义,世世代代不再战。”谈及此次赴日,陈人康说他心情复杂,“心里还是放不下那段屈辱和仇恨。”

随访问团到了日本,看到街上的日本国旗,陈人康还是觉得不舒服。

那一年,也正是钓鱼岛事件最受国人关注之时。尽管《暖流》因钓鱼岛事件而未公开播放,但陈人康认为,日本之行还是颇有价值,“拍摄途中认识了很多为中日友好长期甚至终生努力的人,理解了中日两国是近邻,维持和平友好才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。”

讲述父辈传统来教育党员干部

早在《暖流》访问团赴日的前几年,一些115师及八路军将领的后人,已越来越多地走在一起。

引领他们再次相聚的是突然萌生的各类军史、战史研究会和一些社团组织。

2009年,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“红军后代授课团”。2012年6月,陈人康为主要创办人员的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”挂牌成立,他还加入了成立不久的“八路军研究会”。

开国上将杨得志之女杨秋华亦是这些社团学会的热衷者,其中参与次数最多的,是颇有名气的“将军后代合唱团”,她已跟团天南地北参加了数十场演出。

陈人康称,这些社团学会数量在近几年迅速增加,成员都是“将军后代”或是被大众称为“红二代”的特殊群体。

这些“将军后代”频频发声的背后,是他们发现今日社会中,很多战争年代里的优良传统已被丢弃,“腐败、不公等社会问题屡见不鲜。”陈人康说。

在“红军后代授课团”的课堂上,陈人康等人通过讲述父辈们的传统,来教育“下面坐着的党员干部”。

有时会讲到贪腐,“真是深恶痛绝。我们父辈流血牺牲绝不是为了让一小撮利益集团得利。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,我们要的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资源。”陈人康说。

“父辈们留下的精神烙印是艰苦奋斗。”陈人康却不断遇到让自己不理解的事情,一位“红三代”到井冈山,非要住总统套间。接待的人做工作,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,年轻人不干。

他去某省参加会议,有关部门用警车开道,他去参观名胜景区,也一路警笛轰鸣,享受特殊待遇的陈人康心里不是滋味,“这太脱离群众了”。

同样,“将军后代合唱团”也寄希望于以身作则,言传身教。合唱团纪律严明,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: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“发小儿”递条子。团员们到各地演出,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,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,不谈其他。

多年来,陈人康、杨秋华等人的课已讲出了名声,他们前往各地讲课,甚至讲进了中组部、讲进了中南海。

更多的出席活动和前往授课的邀请电话不断打来,陈人康耐心安排,极少拒绝,“传承、宣讲,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。”他说。

想为父亲战死他乡的部下立碑

陈人康给自己讲课定下原则:不吹捧,不做结论,用细节还原历史,让听者自己思考。

多年前,他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,“现在来看,这些故事大多来自父亲的回忆口述和相关书籍。”陈人康发现,这些回忆和记录并不全面,“听父亲讲往事时我太年轻,很多问题当时没问清楚,而书籍资料大多经过筛选和审查。”

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拾遗补缺,去解放军档案馆等地查看,找父亲的老部下、老战友讲述,让很多因特殊时代等原因遗失的历史,还原本来的面目。他说:“这些历史可能进不了历史书,但确实是历史的一部分,作为子女,我们有使命去补充这些历史。”

在对父亲战争历史的挖掘研究中,陈人康还发现了父亲未竟之事。平型关大捷后,八路军115师奉命前往山东抗日,留下陈士榘率领一个补充团在山西,建立晋西根据地。

补充团很快壮大发展成3个团,新兵多是山西青年,陈士榘担任晋西支队司令员。1940年,他奉命率部前往山东战场,“带着这支山西子弟兵一路打了过去”,陈人康研究发现,部队中不少山西籍士兵相继在途中和山东战场牺牲。这些战士大多葬在山东,但墓地长期无人祭扫,这些将士在山西的亲属后代并不清楚他们的下落,无法祭奠。

他打算在两地间进行牵线联络,至少要先为这些战死他乡的将士立起纪念碑,“人是跟我父亲走的,这个使命理应由我完成。”

杨得志将军之女杨秋华:

带仨女婿上战场

父亲引以为豪

关于平型关大捷

父亲不太喜欢讲战争往事

新京报:父亲会时常提起平型关大捷吗?

杨秋华:实话实说,几乎没有向我们提起过。他不太喜欢给我们讲战争往事,另外工作也太忙,有仗打的时候就一定有他的身影。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参加抗美援朝,年近七十还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。平时白天上班,晚上约人谈事,只有吃饭的时候我们能见到他。

父亲晚年时弟弟为了能留些记录,让他讲了些往事。他的抗战岁月,我都是后来自己翻看回忆录、画册时了解到的。

新京报:那他也很少能照顾到你们?

杨秋华:他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,行胜于言。1959年,他们跟着彭老总去东欧考察,回来时别的将军买望远镜等高级东西,他扛回来3匹布,做的衣服一直穿到我1968年当兵。

三年困难时期,家里孩子们的供应粮不够吃,他的指标多一些,全让给我们。后来父亲生病住院,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肝炎。

关于军人情结

家里5个孩子相继当了兵

新京报:看合影发现,你们一家人都当了兵。

杨秋华:这是受时代的影响,再者我们从小跟着部队一起长大,有很深的军人情结,家里的5个孩子相继当了兵。这似乎是我理所当然应该选择的,除了当兵我再无其他的职业理想。

新京报:在部队时,领导和战友都知道你父亲是将军?

杨秋华:知道。但没有因为父亲给我任何特殊照顾,反而分配我到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,位于东营黄河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军马场。百十里无人烟的荒滩,割草喂马,工作量很大,而且蚊虫叮咬得厉害,浑身都是包。那时感觉受不了了。

新京报:没想过让父亲帮你调一个地方?

杨秋华:没敢直接跟父亲说,向母亲写信时委婉表达了这个意思。后来母亲回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父亲的意见,不同意,让我坚持,别人能吃的苦将军的女儿也能吃。

关于“将军后代”光环

几次重大事件受父亲意志改变

新京报:也就是说,“将军的女儿”只是个光环,其实没有让你因此受益。

杨秋华:仔细想想,一生中肯定有因为父亲的面子,让我多多少少受到帮助照顾的事情。影响我人生的几次重大转折事件也受到父亲的意志而改变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,部队很多人都转业下海经商,我也有过这个想法。但有次父亲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到一起,明确告诉我们,只要他还在,决不允许我们离开部队,脱下军装。

新京报:可你还是脱下了军装。

杨秋华:1986年大裁军时,我所在的部队被纳入了裁撤范围。说实在的,马上就要授衔提高待遇,谁也不想被裁,很多战友都托关系求人,有部队的高级领导来问过我,如果不想被裁,他可以帮忙调动。

饭桌上我对父母说了这事,晚上就被母亲叫到房间,转达父亲的意思:有人愿意帮我是因为他是解放军总参谋长,但这次裁军他是主要负责人,连自己女儿都走关系别人还怎么裁。

这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而不得不做的事情,但可以感觉到,我们离开部队,父亲其实是失望而无奈的。

新京报:父亲是否说过,他希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?

杨秋华:没有明确说过,也许是受到信仰和时代的影响,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国家的子女,生活和工作一切响应国家的号召,听党的安排,我们家也是这样。

但其实他心里还是希望子女中有人能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,可惜5个孩子里4个是女儿。对越自卫反击战中,他把3个女婿带上了战场,并引以为豪,招婿当如此。

A16-17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石明磊